前些年,李泽厚到大学校园讲课,学生们看着公示栏里的名字有点陌生,以为是李泽楷来了。

　　时光回到30年前,这位美学家来到北京大学时,曾在食堂引发了万人空巷的围观热潮。那是一个属于美学的时代,属于文学与理想的时代。

　　李泽厚走了,李泽楷来了。这一看似巧合的误会,显示着近30年来大学生阅读与社会思潮的变迁。当理想逐渐远去,现实的压力加诸曾经的天之骄子身上,阅读竟然变得奢侈了。

　　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去北大哲学系座谈,结束后来到学校食堂就餐,成千上万的学生发现了他,纷纷赶来围观这位美学家,北大食堂成了最拥挤的课堂。

　　回到30年前,李泽厚是众多大学生阅读时无法绕过的代表性人物。李泽厚曾非常自豪地说,1980年代的大学生没有一个不是受他的影响成长的。话虽有点夸张,但也可见他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

　　学者徐友渔说,1980年代文化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学热,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是美学家,或者说是美学爱好者,大学生对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津津乐道。“大家关心的都是一些比较形而上的、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都是审美情趣、怎么做人、终极关怀这些东西。”

　　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些挤过高考这座独木桥的大学生,成为几代被“文革”蹉跎的青年群体里的幸运儿。肩负着家国使命,并带着找回失去时间的信念,他们构成了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阅读群体。

　　学者吴重庆指出,这一时期的青年群体阅读又不可避免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人们一时间丧失了精神寄托,此前确立的人生意义被认为是错误的,这对敏感于追寻生活意义的青年一代造成严重的精神断裂与意义危机。

　　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事件是“潘晓的追问”。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出了潘晓的来信,信中追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潘晓在信里面说,“我整个人生的寄托方向及支点没有了”。

　　围绕潘晓追问的讨论持续了大半年,而人生意义感的失落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人的共同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泽厚的书,特别是《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了潘晓提出的问题,部分地满足了年轻一代的精神需求。”吴重庆解释。

　　而在走过了文艺创作“假、大、空”时代后,写作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个性化叙事年代,与哲学热、美学热相伴随的是诗歌热,北岛、顾城、尼采、叔本华、歌德、康德成为大学生茶余饭后热烈讨论的话题。

　　这是一个全民关注文学、关注阅读的年代。由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可见当时全民对阅读的饥渴感。据说,那时的女青年下班,自行车的车筐里放着的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西红柿,连公交车上中学生的书包里,都有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到了1985年前后,港台一批作家的作品进入内地大学校园。琼瑶的言情小说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女生的首选,而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则成为男生的最爱。

　　如今,很多人在谈及充斥于1980年代大学生中的文学热与理想情怀时,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羡慕不已。这一批大学生被认为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大学生数量少,用人单位有的是,他们不必为饭碗发愁,因为美好的未来都被国家承包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外名著、言情、武侠依然在大学生中流行,与80年代大学生阅读饱含理想色彩不同,应用类书籍的升温反映了社会的变化。

　　1990年,汪国真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出版,他也迅速被推向全国。汪国真的诗歌积极向上,诗句中的很多问题反映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挫折与困惑,他的诗中往往蕴含稍带哲理又比较超脱的解答,给年轻人提供了心灵慰藉。很多年后,当时阅读汪国真的一些大学生依然记得他的诗句,比如“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此前在接受记者专访,谈及1990年到1992年这段风靡全国的“汪国真热”时,这位诗人将其归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1990年到1992年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商品经济突然闯入人们的世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现实世界变化太快,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许就跟不上了。”

　　另一个被大学生广泛阅读的作家是王朔,无论是《动物凶猛》,还是改编成电视剧红极一时的《编辑部的故事》,到现在仍然被津津乐道。在一个处在裂变的时代中,王朔用作品嘲弄崇高,契合了当时年轻人的心理。

　　伴随着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走红,到了1994年,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这一时期的大学生逐渐从“天之骄子”的神坛走下,上大学需要交不菲的学费,毕业得自己去找工作,就业形势虽没有那么严峻,但也出现了“僧多粥少”的情况。

　　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浓厚的经济氛围,反映在大学生阅读上便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健说,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读书逐渐变得市场化、功利化。

　　始于1998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让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凸显,兴趣阅读开始让位于应用类书籍。一位1996年入学的大学生记录了当时图书馆的情景:同学们几乎清一色地都在看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计算机、经济、法律等应用类书籍。那时,中国即将加入WTO,“出国热”持续升温,计算机越来越普及,IT业及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大家都在忙于考研、考证、考公务员、考出国英语……很多同学学习的时间远远超过看课外书的时间了。

　　在社会思潮领域,李泽厚退出历史前台,徐友渔列举的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是孙立平,他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矛盾,甚至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冲突,而且这种分层已经严重恶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国力的提升,民族主义思想膨胀,《中国可以说不》在1996年推出后,一度在大学生中非常流行。

　　步入21世纪,各类考证培训的讲座广告充斥海报栏,这注定已经不是属于李泽厚们的时代了。据传,前些年李泽厚去大学讲课,有学生误把告示上的“李泽厚”当做“李泽楷”。

　　另一件此前引发舆论关注的事情是,一批作家到高校任教后,经常出现与学生难以沟通的情况。比如,执教中国传媒大学的王刚,当他在第一节课上向学生谈起契诃夫的小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文学经典时,台下竟然沉寂一片,“他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后来,王刚赴外地招生,问起考生读过哪些书时,他们纷纷报出《安娜·卡列尼娜》、《变形记》、《老人与海》等经典小说的名字,但王刚稍加追问便发现,这些学生几乎没有读过原著,都是从培训班那里背来的“参”。

　　作家王跃文日前到一大学讲座,借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学生们礼貌地坐了近两小时,但王跃文看出来他们毫无兴趣,声明觉得没意思的可以告退。事后组织者告诉他:“‘90后’的孩子跟不上您讲的东西。”事后有人问:到底是谁落伍了?王跃文解释道:“有时候你停下来,或者往后走,就是进步；而那些被潮流裹挟着狂奔的人,反而是在退步。”

　　媒体在总结这些作家遇到的尴尬时,如此评论:这是一群刚跨过题山又跌入课海,业余时间献给了学生会或网游,接受知识习惯于清晰的条文和明确的结论,甚至连个人阅读也得依靠他人“培训”的学生。这正是进入校园的作家们所面临的客观环境。

　　在人大文学院任教的阎连科有过这样的感慨:“在最可以读书、最需要读书的时候,他们在应付考试。”

　　进入新世纪,大学已不再是象牙塔,高校大规模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让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功利化阅读愈演愈烈。多家机构针对大学生阅读的调查显示,“没时间读书”、“不习惯读书”的学生占据了很高的比例,一家调查机构显示的数据更是超过一半。

　　今年4月23日世界阅读日,多家媒体走访了大学图书馆,了解到的情况是来图书馆的学生只有少数是阅读的。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带着各种复习资料而来,即便是少有的几个读书的,也十有八九读的是专业书籍。济南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证实,身边的很多同学将多数时间用在考研、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考试、公上面,很少会看“闲书”。

　　技术的发展改变着大学生阅读的形式与内容,现在已经很难归纳出大学生阅读的主流与支流。《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谈及大学生“微阅读”的趋势,文中列举了“大学生微博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的一组数据:42.11%的人认为阅读过于“微”化,会让大家形成阅读惰性。

　　本报记者在对济南近100名大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有近20人表示不怎么看书,在有阅读习惯的学生中,以阅读专业书、励志类书籍、网络小说为主,阅读经典著作的大学生只占很小的比例。

　　这一现象引起了多位知识分子的担忧,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便提醒,网络阅读不能代替读书,他同时对大学生的功利化阅读提出警醒。“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读书上是有差别的,中国人强调‘学以致用’,而西方人则更强调‘学以致知’。当然,‘学以致用’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学以致用’上就不够了,应进一步深化境界。”刘道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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